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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声改进小组成立
北平解放以后，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，原来的“耍贫嘴”“骂大会”的生意人变成了“文艺工作者”，但很多演员还在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，里面掺杂着不少侮辱劳动人民、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。这样在演出中就必然存在陈旧低俗的气味，江湖气也没有改变。相声面临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演员的情绪也低落下来，对自己的艺术失去了信心，有人甚至要改行。当然也有一部分演员开始觉悟。1949年12月底，著名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。相声演员侯一尘、侯宝林等得知以后，马上找他。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说唱艺术，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自己创作和表演过“抗战相声”，并深信老舍一定能出主意帮助他们改变相声的现状。老舍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，答应为他们改编传统相声。在历数了这些传统节目之后，老舍说：“依我看，这些东西把骂大街、贫嘴废话去掉，加上些新内容、新知识，既有教育意义，还有笑料，照样受欢迎。”“大家回去，把这些本子找来，我给改改，先找找道儿，改出几段大家先演着。不过大家都得动手才行啊！”老舍在两个月内改出了《贾博士》《维生素》《两条路线》三段相声。从此，老舍就成了这些相声演员焕发艺术青春的引路人。
与此同时，罗常培、吴晓铃、吕叔湘等爱好相声的语言、文艺工作者也加入了改进相声工作的行列。
在相声演员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配合下，改进相声、赋予其新生机的高潮出现了。孙玉奎、刘德智、侯宝林、侯一尘、高德亮、罗荣寿、高凤山、佟大方、全常保、常宝霆、于世德等11名相声演员作为发起人，成立相声改进小组，把全体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，从事相声的推陈出新。
他们的计划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体相声演员的拥护。经过签名以后，又经北京市曲艺公会协助，1950年1月19日，相声改进小组在前门箭楼宣布正式成立。
相声改进小组的活动主要在于组织演员学习、改进旧相声和创作新相声以及演出、出版等方面。一方面改编旧的，一方面创作新的。大家集思广益，认真讨论。他们停演了《反正话》《六口人》等拿父母、夫妻开玩笑的低级、庸俗的段子和《怯拉车》《怯洗澡》等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，又停演了《学聋哑》等拿残疾人开玩笑的段子。有些段子则由演员自己进行修改。
老舍等文艺工作者也经常提供他们改编和新创作的段子，在作家与演员的结合上，起了模范作用。另外还有许多文艺工作者经常予以协助。小组开始活动仅10个月，改编与创作的新旧相声就有32段，改进相声已初步奠定基础。
有了一定的学习成果和适合表演的段子，经过小组研究，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名义组织起一个团体。经北京市文艺处批准，小组从1950年3月2日起，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路北新华游艺社演出。演员都是小组成员，有侯宝林、郭启儒、孙玉奎、全常保、刘德智、于俊波、谭伯如、佟大方、于连仲、于春藻、常宝霆、常宝华、白全福、罗荣寿、高德亮、赵连升、于世德、赵春田，还有汤金澄的口技、高凤山的快板、孙宝才和王文禄的双簧。
1950年10月，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开展宣传，小组也及时编节目参加宣传演出。一些积极的演员自告奋勇地参加了1951年3月出发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后方宣传队，赴西北、西南、中南、华北、东北等地宣传演出，小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，他们演出的《如此美国》《圣诞节攻势》等节目受到欢迎。
参加抗美援朝后方宣传队的小组成员回来以后，于1952年1月成立了民营公助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，负责人为曹宝禄、侯宝林、孙玉奎。当年11月，北京市成立了京、评、曲等8个团，都是民营公助的体别。其中曲艺成立了3个团：以王世臣为首的（以鼓曲为主）为曲艺一团；以曹宝禄为首的（以曲剧为主）为曲艺二团；以孙宝才、高凤山为首的（以相声为主）为曲艺三团，俗称“相声大会”。相声改进小组成员参加到曲艺三团后，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自行取消。
相声的普及
新中国成立后，相声艺术普及很快，成为全国性、全民性的曲艺形式。
相声原来是城市曲种，只在城市流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相声演员到军队、矿山、工厂、农村深入生活和慰问演出，相声从城市到了农村，从内地到了边疆，从工厂车间到了解放军部队，逐渐发展为全国性曲种。1956年4月在上海举行南北曲艺交流演出时，相声与滑稽首次在能容纳1.4万名观众的“文化广场”公演，那种壮观的景象是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比拟的。朝鲜战争期间，抗美援朝宣传队对相声向全国的普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到后来，几乎每个省都有了相声。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自己语言特点，还创造了方言相声和少数民族相声。
过去，相声是市民艺术，它的内容、表演风格都是适合市民的，所以旧相声中往往有站在城市市民的角度嘲笑农民和外地人的内容。经过改进的相声清除了这些庸俗小市民趣味，加强了健康的因素，博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，成为全国老少男女都欢迎的全民性曲种。
随着相声向全国发展，演员的队伍也有了发展。不只是专业演员和文艺团体提高了质量，而且有了雄厚的业余演员队伍。在部队、工厂、群众文化馆的曲艺队中都有业余相声演员，为相声的普及起了良好的作用。在旧社会也有所谓“清门票友”的相声爱好者，新中国成立后的队伍在其效能上进一步提高，不只是活跃了群众生活，还为专业队伍输送了优秀的演员和作品。过去是北京海淀区新华书店发行员的马季，当选过全国劳动模范的五七一工厂人李文华，都是业余演员转入专业演员的典型事例。
相声普及面的扩大和演员队伍的发展带动了相声艺术本身的变化，特别是相声反映的生活面的日益广阔。全国各地的工人、农民、士兵中的新人新事都在相声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，相声表演生活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。
新型讽刺相声的诞生
相声以讽刺为特长，这也是它的一个功能之所在。那么，新时代的相声还需要不需要讽刺？应该如何对待讽刺？这是当时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，也是许多有识的作家所共同思考的问题。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，何迟、冯不异、孙秀文、郎德沣等文艺工作者大胆地步入新领域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，如《买猴》《开会迷》《飞油壶》《夜行记》《住医院》《妙手成患》《打百分》《服务态度》等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。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“双百”方针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，讽刺相声得到了人们的肯定。有人把《买猴》看做是“打破了只准‘歌颂’不准‘暴露’的禁区”，“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姿态，大胆干预生活，尖锐提出现实中的问题，指出生活激流中的暗礁，呼唤和鼓舞人民同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，以推动历史的前进”。实践证明，反映现实生活的相声艺术，是文学艺术军团中的先锋。
相声《买猴》（作者何迟）于1954年11月在《沈阳日报》上发表以后，曾先后在《旅大文艺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剧本》月刊、《中国建设》和前苏联《鳄鱼》画报等刊物上刊载（这中间曾有过若干修改），各通俗读物出版社曾印单行本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等地电台也都多次广播过这个相声节目。在群众中间，《买猴》影响很大，各地报刊、广播电台经常收到群众对这个相声的意见，各地群众文娱活动中也经常演出这个节目。作品中的主角马大哈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名字，在群众中还流行了这一类的话：“你真是个马大哈！”，“我又办了一件马大哈的事儿！”。有些企业单位在听了《买猴》以后，还结合工作检查了马虎作风。
但是随着社会反响的扩大，也出现了对这段相声的反感和批评，在各地文艺界开展了激烈的争论。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，其中否定《买猴》的意见占半数以上。1955年初，该编辑部为此召开了一次讽刺剧座谈会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接到很多听众点播《买猴》的要求，但担心讽刺过头，夸张过火，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，曾播播停停，犹豫不决。1956年1月，中国曲艺研究会对优秀曲艺作品进行评奖，以及同年3月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曲艺组、理论组等讨论《买猴》，都引起了争论，意见分歧很大。1956年5月，《文艺报》围绕《买猴》组织了四次专题讨论会，分四期共刊载了作家、评论家、干部以及读者的14篇不同意见的文章。讨论伊始，否定意见占多数，他们的主要论点是：作品中没有正面人物、正面力量，内容不真实，夸张没有根据等。有些极端的意见还认为作品污蔑了新社会的商业工作和百货公司，给社会主义抹黑。到后来，肯定意见越来越多。赵树理、老舍、侯宝林等都从维护讽刺文学的角度，给了《买猴》以高度评价。
五六十年代的相声
随着新中国建设的迅猛发展，适应客观情势和艺术发展的需要，以歌颂为主的相声不断涌现，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掀起了第一个高潮，1958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集中展示了这方面的成就。汇演以后，编选了75个新的曲艺节目结集出版。从此，歌颂成为相声的三大功能之一，歌颂型相声确立了与讽刺、娱乐型相声并列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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