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 男声（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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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知道我们怎么应付讨债的吗？”傅恒又笑了一下，说，“有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三口正吃饭，忽听得摩托声响。离我家的院子应该还有百十来米吧，我妈不扒饭了，弟弟不扒饭了，我也不扒饭了，就那么端着碗，举着筷子，听着。我和弟弟艰难地意识到，这大概不会是爸爸寄钱回来……忽然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放下碗筷，我迅速地关上了灶房门，我弟迅速地拉灭了电灯，我妈迅速把菜饭塞进碗橱。我们一起站在门后，屏着呼吸。不多时，就听见摩托进了院子，突突突突，熄火了，有人跳下来，应该是个男人。他的皮鞋后跟敲击着水泥地面，橐橐地走进了。他喊了我爸的名字，又喊了我妈的名字，又喊我和我弟的名字。但我们始终没听出，他是谁。我们只是从直觉上认定了，他是来讨债的。我们就一直屏着呼吸，脸红脖子粗，眼睛冒金星。许久，有位邻居路过，对他说，他家大概是到我们外婆家去了。两人攀谈了一会儿，才听见摩托突突突地发动了，拐出院门，声音渐渐弱下去了。

“那晚，我和弟弟睡了一觉醒来，还听见我妈在里间床上唉声叹气。我和弟弟也睡不着，但我们学会了装睡，装的时间太长了，就真睡着了。但感觉没睡多久，我妈就喊我们起床了。我妈说，起来了，上学了。——哦，忘了告诉你，那阵子我家唯一的计时工具闹钟坏了。我妈一直没拿到街上去修。她说，反正她每天早上都会自动按时起床，没必要花钱再修闹钟。我和弟弟睁开眼睛，窗户还黑乎乎的，只听见房前屋后竹林里有鸟在叫。我们又闭上眼，躺了一会儿。我妈又喊了一遍，快起来，到学校去。我们这才磨磨蹭蹭地坐在床边，闭着眼睛，两条腿在黑暗中摸到鞋子，然后无声无息地刷牙、洗脸，背上书包，带上门，走到外面。天还黑着。一出家门，我们就得相互提醒，不要掉到路边的水沟里。——我上了大学才知道，上学时间是按照沿海地区的情况制定的，所以，沿海地区的小孩们上学时，太阳可以对他说‘早早早’，我们那儿，只有星星对我们眨眼。小学没大门，我们径直进去了。校园里黑漆漆的，一个人没有。我们竟然是最早到校的！我们有些意外，很兴奋。我和弟弟是各自班的班长，都有教室的钥匙。我们进了各自的教室，揿了电灯的开关，灯没亮。我们大声喊着，你那儿灯亮了吗？没亮？看来，一定是学校的总闸还没开。我弟跑到了我的教室。教室外面仍旧完全黑着。我们意识到，起早了。为了壮胆，我们开始唱歌。我们把老师教的、家里听的歌，一首一首唱着过来。唱完了，天还是没亮，就从头再唱一遍。许久，听见哒哒哒急促的凉鞋声，我和弟弟都闭了嘴，屏住气。哒哒声越来越近，一道光在窗子上晃过去，又晃回来。我和弟弟捏紧了对方的手，猛然间，光亮处，一个蓬松着头发的脑袋出现了。我和弟弟惊叫一声，镇定下来。是我妈。

“好多年我过去，我从来没淡忘过那天的场景。课桌上竖着一支手电筒，圆筒形的光射向教室的天花板。我和弟弟簇拥着我妈，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圈越来越黄弱的光，一首接一首地唱歌。其他歌都忘了，只记得我妈唱的一首歌，‘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’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有人陆续进校，我妈才捏着几乎发不出光亮了的电筒回家去。

“还有天晚上——也是快到中秋的时候，我和我弟都睡着了，院子里的狗忽然大声狂吠，接着听到脚步声进了院子。我和弟弟都醒了，我妈肯定也醒了。我心里想着，不会又是讨债的人吧？这么想着，那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前，停住了，笃笃笃，门响了三下。我们憋着气，心跳加速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笃笃笃三声。我妈在里间突然喊道，敲敲敲！催命啊！借的钱会还的，放心吧，不会赖！敲门声止住了，听得到门外那人在呼哧呼哧喘气。好一会儿，那人说，是我，开开门吧。

“我妈猛地一拉灯泡开关，嗒的一声，线断了，屋里仍旧一片漆黑。我和弟弟穿着裤衩，光着脚丫跳下床，拉开门闩，拽着我爸的手，进了里间。月光很亮地从窗户透进来，只见我妈披散着头发，坐在床上，两眼失神地瞅着我爸。我爸说，是我，我回来了。我妈说，你回来了。我爸低下头说，我回来看看，三年了。我妈说，哦，三年了。我和弟弟看看我妈，又看看我爸。我爸说，油壶在哪？我妈好像一下子惊醒了——刚刚她仍在梦中，迅速拢了一下头发，推开堆在腿上的被子，坐到床沿，两只脚在床下窸窸窣窣地摸索，靸了拖鞋，起身到堂屋找来了一只油漆桶做的油腻腻的油壶。油漆桶是好多年前我爸从工地带回来的。你有火吗？我妈说，好长时间没用油壶了。我爸说，有。他的手在身上窸窸窣窣地摸索着，摸完了这个口袋摸那个口袋，摸了三个口袋，才摸出一个打火机。嚓啦嚓啦，打了好几下，打火机才打着，点燃了油壶。屋子里弥散开浓重的油味儿。我爸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，去把门关上。我蹦过去关了门。屋里迅即暗下来。我妈重新坐回床上，瞅着油壶黄豆粒般的火苗。我爸放下身上硕大的背包，脱了鞋坐到床上，我们本就没穿鞋，也爬到了他们的床上。四个人在大床上围坐，已经三年没有过了。

“好一阵子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。呼哧呼哧地喘气，油壶的火苗惊魂不定。我妈忽然扭过头，盯着我爸的脸，说，车呢？你把车停哪儿了？我爸张了张嘴，低了一下头，慢悠悠地说，你们听我说……他忽地跳下床，在他的背包里翻找着，不一时，拎着一个塑料袋回到床上。他把塑料袋搁在我们中间，打开了，是十多个白煮鸡蛋！那几年，除了兔子肉，我们几乎没再吃过其他肉，也没吃过鸡蛋。我们盯着鸡蛋，眼睛也瞪得像鸡蛋一样大。我爸往我和弟弟手里各塞了一个，我们看看彼此手中的鸡蛋，暗暗比对着大小，我爸笑了笑，又给我们手里各塞了一个鸡蛋。我们不看对方手里的了，只盯着自己手里的看，我们在想，这样子怎么剥鸡蛋呢？我爸也往我妈手里塞了一个鸡蛋，我妈接过了，又放回去，她盯着我爸，说，汽车呢，停哪儿了？

“我和弟弟这时候才意识到，没听到我爸的汽车声。汽车呢？我们也盯着我爸，仿佛他脸上停了那辆茶花牌汽车，同时，这并不妨碍我们狼吞虎咽鸡蛋，咽得太快，蛋黄像结成团的粗糠，不止一次梗住嗓子眼儿，我们不得不翻着白眼，我爸的样子就在我们眼里变得怪异起来。

“我爸又笑了笑，看看我妈，目光弱了下去。他的手下意识地摸着方便袋里的十来个白煮鸡蛋，那根残缺的食指僵硬地翘着。他的头越来越低了下去。

“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四口彻夜未眠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才知道了这三年里头，我爸在外面经历了什么——我爸开着经过大修大补后的茶花牌汽车，到了边境地区的一个县，那儿有个搞建筑的朋友和他约好了，到那边帮他拉建材。我爸到了那儿，他朋友不在。那时候还没手机，大哥大也不普及，我爸最终没能找到他朋友。我爸临时找到了一家白糖厂，帮着拉甘蔗。他那车用来拉甘蔗是不大合适的，却也管不得了。拉甘蔗是个时段性的活儿，到了秋天，就得闲下。干了几个月，快没活可干了。我爸再次和厂长提出结算运费。之前说过一次了，厂长都对他说，年轻人放心，等轧季（轧糖季节）结束了，会结给你的。我这么大个厂子，难不成还能欠你这么几个小钱？他也就不好意思再说。再次和厂长提起，厂长拉下了脸，说年轻人啊，你这样不对啊，怎么一点耐心没有？我爸仍然没拿到钱。

“过了几天，他拉了一车甘蔗回来，到了一段山路上，他从后视镜看到车后挂了几个小孩。——我和弟弟小时候也常干这样的事儿，看到拉甘蔗的车子，就会跑上去，抓住甘蔗的一头，整个身子挂上去，很快就能抽出一大根甘蔗。我爸回头骂了几句，并不大在意，拐了两个路口，小孩仍那么坠着，他担心小孩摔下来，干脆停了车。三个小孩见他走到车后，仍那么坠在车上。他斥道，快拿了甘蔗下来！小孩们却只盯着他，眼珠子一轮一轮的。他从没见过这样的，一时气恼，伸手在在他们脑袋上各拍了一下。糟了！三个小孩大哭起来。不一时，从四周的山坡跑出好多山民，挥舞着锄头和镰刀，团团围住了我爸和车子。三个小孩仍旧大哭不止，山民们怒不可遏，都说，你从我们山里过，就不兴我们吃你一根甘蔗？你就下得了狠手打他们？有个女人把一个孩子搂在怀里，连连怪叫，说小娃给打成脑震荡了！……我爸辩驳着，双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忽然，又是那个怪叫的女人，盯着我爸捏成拳头的手说，你们瞧，他还想打人！几乎像一声号令，女人这么一喊，所有人的拳头都奔向了我爸。二三十个人揍我爸一个人！我爸起初还喊叫着，还击着，很快就只能任人宰割了。

“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听到嘀嘀嘀的喇叭声，是一辆小车给挡住了去路。山民们并不理会，仍旧大打出手。喇叭声更锐利地响了几声，听得两个人吼道，住手！山民们真的住了手，看看那两个人，立即耷拉下了脑袋。两人问山民们怎么回事，山民们完全没了刚才的暴戾，低着头，结结巴巴地回答了。我爸在一旁听他们胡说，一再插嘴，都被另一个穿军装的人挥手制止了。山民说完了，他们又问我爸是怎么回事，一边听我爸说，一边拿眼去瞅刚刚说话的山民，那山民垂着头，一句话不说。我爸说完了，两个穿军装的人点了点头，对大伙说，你们等一下，又回到了小车边。他们低着头，对车里的人说了一阵，重新回来，问我爸话的那人说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就到糖厂去找王厂长，和这个人没关系。又对我爸说，你不要紧吧？车我们帮你开到糖厂，你跟我们走。我爸那时完全昏头昏脑的，只想着摆脱山民们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一直没说话的穿军装的人上了我爸的车，问话的那个带着我爸，到了小车上。

“我爸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身边有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身上有股很奇异的香。那女人一直没和他说话，只和开车的穿军装的人说。我爸听穿军装的那人喊女人‘三小姐’。小车拐来拐去，走了和糖厂不同的反向。许久，我爸仿佛睡了一觉醒过来，瞥见车窗外山坳里大片大片的红色，我爸问，那是什么花啊？身边的女人幽幽地说：罂粟花。

“这家人姓童，是北缅甸的望族，自家养着军队。那天救了我爸的女人，在童家排行老三，她前面还有两个哥哥。我爸几次想要回去，都被三小姐拦下了。半个月后，我爸身体完全好了，又说要回去，三小姐让管家和我爸回，说是有个照应。我爸再次见到王厂长，王厂长对我爸很客气，一再问我爸身体好了没有。当我爸向他提出结算运费时，他睁大了双眼，说哪里还有什么运费？山民们讨要医药费，我都帮你赔给他们了，我还垫了不少进去呢，看在三小姐的面子，我就不要你还我了……不管我爸如何争辩，都没一点用处。出了厂长办公室，我爸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了。管家劝他，还是到三小姐家去，那边有许多活可以给他做。我爸想了想，只能如此了。幸好，车还在。

“就这么着，我爸在三小姐家帮着拉货。工钱比在糖厂里高出三四倍，每个月初，就会发放下个月的工钱。不到半年，我爸就攒下了几万块钱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已经是一笔巨款。遗憾的是，我爸没法把钱寄回来给我们。只有外出拉货，他才能走出三小姐住所的大门，但身边始终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跟着。他感冒了，想到路边的小诊所拿点儿药，他下了车，进了诊所，诊所的医生看看他，又看看他身后，他也回头看看，原来，两个当兵的正提着抢，站在他身后盯着他呢。只有一次，他到中国境内拉货，路过一家邮局，他和副驾驶座上当兵的说了又说，那人才同意让他进邮局。那人当然跟着他。他进了邮局，多了个心眼儿，没让当兵的看到汇款地址。那就是我妈收到的八百块钱。那是我爸身上所有的钱。三小姐好几次和他说过，他外出都不要带钱，他要买什么，都由随从的人付钱，由他付钱的话，会丢了他们童家的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