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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深思熟虑，中央在1980年终于拍板定音。
“农村政策放宽后，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，效果很好，变化很快，有的同志怕，这不可怕。”
随后，中央“75号文件”正式出台。
这个肯定不是现在的老蒯叔能够知道的，当然活过一世的王鹏肯定是知道的。只是易地而处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，即使是换了他，他也不敢突破面前的重重防守，即使提前知道了结果，他也不敢。
还有一个事情，同样发生在安徽。
年广久，安徽省怀远县找郢乡胡疃年庄人，解放前随父逃荒要饭到芜湖定居，其父摆摊经营水果为生。其父病逝后，年广久便继承父业，独撑门头。
年轻时的年广久在卖瓜子。1963年，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发，年广久成了芜湖市“运动”的对象，许多批判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年广久，他又被关了二十多天。
历次的打击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，1976年的时候他就赚了100万。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，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，年广久想到了扩张。很快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“大工厂”，红极一时。
但是，100多人的私人企业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，风言风语纷至沓来。
1983年底，有人把年广久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。
接着，在一次中国工商会议上，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，对国营、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，应该限制其发展……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，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。
于是“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、是剥削”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。
最后，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，并写了一个报告，上报中央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，将此事向上面作了汇报。
小小的“傻子瓜子”惊动了上面。
1984年10月22日，领导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。
“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，相当震动呀，大家担心的不得了。
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到的大局吗？
如果你一动，群众就说政策变了，人心就不安了。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，怕什么？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？”
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，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，也帮年广九度过了一劫。
1989年底，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。
1991年5月，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，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。
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，上面又一次保护了他。
“农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，说他赚了一百万，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，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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