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浦江的汽笛声穿透晨雾，唤醒了沉睡的上海。
在浦东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宿舍里，贾当随着刺耳的起床铃声睁开了眼睛。
宿舍是简陋的筒子楼，一间屋挤着八张上下铺，住了十六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女工。
空气里混杂着廉价雪花膏、汗味和昨夜未散尽的泡面调料包气味。
她没有丝毫赖床，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坐起身，迅速而无声地穿好那套洗得发白、但依旧整洁的蓝色工装，叠好单薄的被子，拿起自己的搪瓷缸和毛巾，融入睡眼惺忪、走向公共洗漱间的人流。
冰冷的水扑在脸上，彻底驱散了睡意。
镜子里是一张依然年轻却过早褪去稚气的脸，皮肤比在四合院里时粗糙了些，眼神里的怯懦被一种沉默的坚韧取代，但也深藏着不易察觉的疏离和警惕。
这就是现在的贾当。
在上海的这两个多月，像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蜕变。
刚来时的那几天，是她人生中最惶恐无助的时刻。
揣着那点微薄的、被汗水浸透的路费，住进最便宜、鱼龙混杂的大通铺招待所，听着四面八方完全不懂的方言，吃着甜腻不合口味的饭菜，巨大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恐惧几乎将她吞噬。
她按照之前偷偷打听来的模糊地址，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去问去碰运气。
大多数时候都被不耐烦地挥手赶开，或者直接要求看本地户口和关系介绍信。
她磨破了嘴皮，也磨厚了脸皮，一次次说着“我什么都能干，能吃苦，工钱少点也行”。
最终，是现在这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，大概确实是缺人，也可能是招工的老师傅看她一个外地小姑娘瘦瘦小小、眼神里却有一股不肯服输的倔强，动了些许恻隐之心，简单问了几句，又看她手指还算灵巧，才勉强把她收下了，安排在包装车间做最基础的活计，算是临时工。
第一个月的工资，少得可怜。
扣掉厂里提供的、条件简陋的宿舍费用和伙食费，几乎所剩无几。
但她一分钱都没乱花，仔细地计算着每一分钱的用途：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，给搪瓷缸换了个新把，剩下的全部攒起来。
她睡在下铺，用一个旧布包当枕头，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和那点珍贵的积蓄，每晚枕着才能稍微安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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